到了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名字鲜为人知，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这篇通讯，人们这才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
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而逝世，享年62岁。
邓稼先临终留下了三句话。
第一句是对妻子说的：“苦了你了”。
第二句是对自己说的：“永不后悔，死而无憾”。
第三句是对后人的嘱托：“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提到了邓稼先这样的归国人员，就不能不提那些没回来的人。
杨振宁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吧，主要是他活的时间够长。
华夏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外，杨振宁听说之后激动不已。
早就想回来看看，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杨振宁的愿望直到1971年才得以实现。
当时他先飞到巴黎，向大使馆提出探亲申请，一杯茶还没有喝完，签证手续全部办妥，杨振宁也成为华夏第一位来华探亲的美籍华人。
杨振宁抵达上海之后，负责接待的人员在机场为他安排行程，并请他列出此次回国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
杨振宁提出到BJ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正在青海原子能基地，总理看到杨振宁的会客名单之后，立刻指示邓稼先从基地返回BJ会见杨振宁。
由于当时保密制度的规定，邓稼先在BJ见到杨振宁之后，绝口不谈自己的工作。
其实在杨振宁得知华夏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就猜测到邓稼先在从事这一工作。
因此他十分想从老友口中证实这一猜测，邓稼先十分小心，只是回答说自己在京外工作。
杨振宁去问自己的弟弟，“京外”是什么意思，他弟弟回答说“京外”就是BJ之外，看来邓稼先并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工作。
因此在之后的会见中，杨振宁和邓稼先虽然无话不谈，但就是不提及邓稼先的工作。
很多人在邓稼先生前都问过他一个问题，原子弹成功之后，国家发给他多少奖金。
对于这个问题，邓稼先通常是笑而不答。
在邓稼先病危的时候，杨振宁回国前往医院探望，也问起了这件事，许鹿希回答说：“人民币10元。”
杨振宁看了看邓稼先，邓稼先表示同意，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接着问他们是不是开玩笑。
他们解释说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当时国家发了一万元奖金。
单位平均分配，人人有份，最后到邓稼先手里就只分配到10元。
周卫国也不知道杨振宁在未来的三四十年中，能不能理解这种感情。
不过作为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华裔，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成就还是相当牛掰的。
当然还有他的合作伙伴李政道。
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
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
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
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
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
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
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
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
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
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
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
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
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
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
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
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
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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